江苏宣判首例“污染环境罪”
就在前两天，他们说如果你再这样的话，等于给党中央脸上抹屎，这种 文革语言，这种政治属性的威胁已经在微信上出现，让人非常的气愤，实际上它影响到了我们的 下一代了，我们希望下一代，80后、90后顾忌少一点，多一些勇气，但其实不是这样。
（三）广义思想 以实证主义法学为审查视角，如果法律不过是命令之式样[9]这样的论断能为我们的智识所接受，那么作为已然成为实定法概念的文化，也就无需对其做一番有关定义的法外之争。（三）精神动力 这种复合的精神甚至隐含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16]乃至根源于中国知识精英所一贯秉持的实用理性。后者则预示着这种法治之制将要在中国得以型塑，并进而型塑这个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现行宪法又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接下来的第六个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似乎由此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国特定的宪政时刻，则对中国宪法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一番审视，则即使单从表述的形式上来看，这种政治色彩的又一次有意退隐，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用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型的时代特点。其间，在我看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质上是：在避免被沦为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的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民族之自主和国家之强盛？无论是‘中体西用之说（张之洞），还是‘西体中用之论（黎澍和李泽厚）。其二，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4]在我国，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定为指导，健全环境法治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从而，环境治理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要政治及社会潮流之一。[36]参见吕忠梅：《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23页。该条规定是环境权宪法保障国家义务的权利来源。
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自然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40] 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第5页。
同时，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其环境条款可以为立法机关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或者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决策，提供根本的规范依据。笔者认为，应依据宪法中的环境条款，进一步修改《环境保护法》，提升其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地位。这意味着应依照宪法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治理形成社会共识，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国家与社会深化发展。改善意味着对趋于恶化的环境的改进以及更好的环境的打造。
我国宪法通过规定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否定了公民个人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占有及支配权，在制度设计上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宪法上基于公共利益的预先保护。（三）环境的依法治理首先要坚持依宪治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2）排除或减轻现在对环境可能或潜在的危险性。[37]德国基本法第20条a规定：国家为将来之世世代代，负有责任以立法，及根据法律与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于合宪秩序范围内保障自然之生活环境。
我国1978年宪法第11条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条款是宪法、民法、环境法渗透交融的具体表现。
[3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4.环境保护的目标分层 其一，资源保障和保护。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通过了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保护行为和个体主动的维护环境的行为。[55]参见前引[12]，韩大元文，第11页。在环境治理的现实诉求以及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及时启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构建有效的实施制度与机制，从而可以实现宪法与部门法意义上的双重规范与制度价值。不看文字无法推断法律的精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项兼具复杂性、长期性、公益性等特点的系统工程。[42]行政国家意味着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以及对公众生活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2）从制定主体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和修改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无疑降低了其法律规格。正如环境公民理论的倡导者詹姆斯#8226;康奈利所认为，环境美德的主张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繁荣，更可以实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可持续性。
（二）环境条款的外部结构 1.环境条款制定的历史条件 其一，国际背景。徐孟州、谭柏平：《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8页。
有学者指出，基本国策具有控制国家行为的功能，而非仅止于期待国家有所行为。有学者指出，在环境领域，国家对其人民及环境的一定程度的保护义务是其正当性目的之一。[25]参见前引[23]，陈慈阳书，第31页。3.环境保护的手段多重 其一，禁止侵占和破坏。
[56]而且，环境法学者纷纷主张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应上升到宪法层面并具规范效力。有德国学者曾指出，环境权利本身具有所谓一般的环境义务，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而言，意指基本权利的内涵基于环境保护之目的，自始受有一般性的缩减，或有一部分内容自始应为有利于环境的决定。
环境保护运动全球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工业民主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宪法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进入专题： 环境条款 规范构造 实施路径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3]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社会权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社会权条款的规范内涵的确定性程度低于自由权，因此，社会权的保障往往需要综合社会权条款和国策条款的规范和制度资源。尽量改善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较高程度的要求。从属性上看，既包括保障性规范，又包括禁止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
[23]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
其二，人权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权利根基。宪法中有些国策条款仅仅指明国家发展的宏观方向，而有些国策条款则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43]在日本的环境法理论与实践中，政府负责设定环境基准，包括为保护人的健康和为保全生活环境的两类基准。尽管我国宪法使用了人格尊严而非人的尊严的术语，但是人格尊严是人的尊严的重要支撑和具体体现，因此，从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彰显的角度，可以扩张性解释将现行宪法中人格尊严大致等同于德国宪法、日本宪法上人的尊严。